2月20日，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結果揭曉！根據投票結果，22個項目入圍終評。其中，陜西共有兩項考古（清澗寨溝遺址、西安秦始皇帝陵C區1號墓）進入終評，沖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入圍終評項目名單
（以時代早晚為序）
1 西藏革吉梅龍達普洞穴遺址
2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
3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
4 河北尚義四臺遺址
5 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
6 河南宜陽蘇羊遺址
7 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
8 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
9河南永城王莊遺址
10廣東英德巖山寨遺址
11 內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
12 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
13 陜西清澗寨溝遺址
14 青海都蘭夏爾雅瑪可布遺址
15 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
16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
17 陜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區1號墓
18 重慶武隆關口一號墓
19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20 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
21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
22 吉林磐石紅石砬子遺址
陜西清澗寨溝遺址
陜北地處黃土高原的核心區域，黃土厚達百米，南流黃河及其西岸的支流無定河、北洛河為境內主要河流，地貌支離破碎、溝壑縱橫、梁峁相連。陜北清澗、綏德、子洲、延川等相鄰十余個縣以往曾出土二百五十余件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顯示出復雜的面貌特征，代表了一支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對于探索黃土丘陵地區商代聚落形態和社會架構，始終是學界極為關注的重要內容和課題。
為了深化這一研究課題， 2022年6月至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以往考古發掘工作的基礎上，聯合市、縣相關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寨溝遺址及周邊區域開展了系統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初步搞清了其為一處非常典型的商代李家崖文化遺址，明確了遺址的分布范圍、聚落結構、建筑布局、文化面貌和喪葬習俗，出土了大量特征鮮明、風格不同、造型精美的文化遺物，取得了階段性重要收獲。
主要發現
一、黃土丘陵地區規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
寨溝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在村東北相鄰的11個梁峁之上，發現了大面積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鑄銅遺存、一般居址點等不同功能遺跡，初步發掘揭示為一處分布面積約 300萬平方米的商代大型聚落遺址。其遺存豐富、要素齊全、規模巨大，凸顯出商代北方黃土梁峁地帶方國中心聚落遺址“多峁一體”的分布特征（圖1）。
圖1 寨溝遺址聚落結構圖
核心建筑區
位于遺址中心一處名為“寨塬蓋”的黃土塬蓋上（圖2）。寨塬蓋頂部平整開闊，面積約2萬平方米，整體均經過“鑲崖包坡、去高就低”式夯筑處理。四周均為黃土夯筑包邊的遺跡，現存可見的陡峭夯土墻體最高達16米，其內可見分布規律的紝木洞（圖3）。塬頂形成平衍的臺城狀貌，其上有規劃地建造出規模龐大、結構復雜的商代夯土建筑群。發掘揭露出一組由下沉式中心院落和四周廊房組成的建筑群。建筑群整體呈東西向“回”字形，方向約55°，合圍區域面積約6000平方米。中心院落東西長43、南北寬18、最深1.8米。其四周向外依次是夯土建筑臺基和四周回廊（圖4）。建筑群西側的斜坡門道保存較好，現存長度16.7、寬4.5米，殘高2.9~4.95米，門道南北兩壁各等距設置9根壁柱，地面還有倒塌木柱殘存，底為斜坡向外，鋪設木板尤為罕見（圖5）。建筑遺址內出土大量李家崖文化陶片及部分石器、骨器、卜骨等遺物，西門道填土內還發現有集中填埋的破碎石磬、石斧、石鉞、石鏟等殘片，部分可基本拼對完整。
圖2 寨溝遺址寨塬蓋遠眺
圖3 寨溝遺址寨塬蓋包邊夯土墻
圖4 寨溝遺址寨塬蓋夯土建筑
圖5 寨塬蓋西門道
大型貴族墓地
位于寨塬蓋核心區以東2.5公里的后劉家塔村長梁山頂部。墓地共有4座墓葬，依山梁走勢南北向逐一排列，墓向均為南北向。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圖6），大中型豎穴土坑墓3座（M2、M3、M4），這些墓葬均被盜擾。三座大型墓均口大底小，墓壁收分甚大為突出特點。墓室均有木質棺槨，槨頂均發現葬車的跡象，M1葬車4輛，M3、M4葬車各1輛。墓葬雖均遭到不同時期的嚴重盜擾，仍出土銅、金、玉、陶、石、骨、貝等隨葬品200余件（圖7）。
較為重要的有M1出土青銅車馬器，包括銅鈴、銅軛首、銅觽、鑲綠松石銅八角形衡飾、衡末飾等，另有一件燕形鑲綠松石銅帶扣，精美異常；M2出土一件夔龍紋骨器殘片；M3出土有環首刀及鑲綠松石獸面紋雕花骨匕，長45厘米，紋飾精美，體型碩大；M4出土三件金耳環，體現出典型的北方文化因素。
圖6 后劉家塔墓地M1平面正射影像
圖7-1 后劉家塔墓地M1出土
鑲綠松石燕形銅帶扣、銅八角形車衡飾、銅車踵殘件
圖7-2后劉家塔墓地M1出土
玉獸面飾、玉鸚鵡飾、金耳飾
小型墓地
位于寨塬蓋核心區以東500米處的魚塔梁南坡。共發掘商代小型墓葬33座，均為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多數墓葬口略大于底，墓向不一，以東西向為主，葬具均為木質單棺、葬式為仰身直肢葬，頭向多為西向（圖8）。隨葬陶器僅用一件陶鬲或陶缽，青銅器有銅戈、削刀、斧、蛇首匕等，還出土有珍貴的紅瑪瑙珠、海貝、螺殼組合項飾（圖9）。
這一批墓葬隨葬品組合清楚，尤其是銅器、陶器共存，為該地區以往所罕見，為了解墓地喪葬習俗和組合關系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材料。出土銅器中直內戈為典型殷墟風格銅器，而蛇首匕又是極具地方特色的銅器，不僅為首次科學發掘，且位置清楚，為判定該器功用特征提供關鍵證據。紅瑪瑙珠在商代考古中也極為少見，紅瑪瑙珠和海貝組合的項飾在商代墓葬中也是時代較早的重要發現。
圖8 寨溝遺址魚塔梁小型墓葬
圖9寨溝遺址魚塔梁墓地出土
蛇首匕、銅戈、項飾
鑄銅遺存
主要為陶范，與小型墓地同處一地，出土于一段被墓葬打破的夯土護坡墻基槽內，共出土30余塊陶范殘塊，可辨紋飾有云雷紋、聯珠紋等，器形有簋、觚，觶等銅器，陶范紋飾繁縟、精美，殷墟風格突出，顯示出當地已具備發達的鑄造技術和能力，為探討當地早年出土青銅器來源提供了關鍵材料（圖10）。
圖10寨溝遺址魚塔梁出土陶范
二、發現殷商文化圈以外數量最多的甲字形大墓
另于寨溝遺址以南的瓦窯溝塬（圖11），調查勘探發現類似后劉家塔M1的甲字形大墓9座，分布在南北綿延2000米，東西寬150-200米范圍內。墓葬帶墓道總長為25~70米、開口面積200~2500平方米、深度10米以上，多數墓葬開口面積已經超過安陽西北岡王陵區的大墓。
2023年對M3、M8兩座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M3全長60、寬24.5、深17米；M8全長62、寬25、深19米（圖12）。兩座墓葬均為一條墓道的甲字形墓，墓葬口大底小，墓壁收分甚大，東西兩壁有大量不規則的生土臺，墓道均為南向。兩座墓亦均發現葬車。M3葬車3列共12輛，多盜擾破壞嚴重；M8葬車1列共8輛（圖13），多較為完整，一些精美的車器構件亦原位保存。計有衡末飾、鑾鈴、車軎、辀首飾、踵飾、輿輢端飾等，形制多有特點（圖14）。
圖11 瓦窯溝墓地
圖12 瓦窯溝大墓
圖13 瓦窯溝葬車
圖14 瓦窯溝車轄軎
三、首次發現年代最早的雙轅車
瓦窯溝M3編號12的車子，形制最為奇特，在目前商周考古發現中屬僅見。為平行的雙直轅，前端橫置一弓形軛，后連接橢圓形車輿，單軸貫穿兩輪。轅通長4米，輪距約1.8米。車體木構末端多見青銅器飾件，轅、軨等部位髹漆，制作精美，裝飾講究。據形制結構特征觀察，當為首次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其應該就是文獻和金文中記載的牛車或大車。
學術價值與意義
寨溝遺址的相關發現，揭示了迄今為止黃土丘陵地區規模最大、結構最復雜的商代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的樣貌，體量巨大的夯土建筑、成熟精細的陶范遺存、前所未見的商代大墓、精美的出土文物，在我國北方地區為目前僅見。揭示出商代晚期陜晉高原地區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明)的獨特性。
大型墓葬的發現為幾十年來黃土丘陵地區不斷出土的銅器群找到了明確的考古學文化背景，解決了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問題，為今后該地區的工作探索出了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
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銅車馬器、玉器、骨器、漆器、龜甲與殷墟上層物質文化相同，反映了黃土丘陵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強烈影響。大型墓葬普遍隨葬數量豐富的車輛，為探索我國古代馬（牛）車的發展出現與車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關鍵證據。對探討陜北地區商代方國政治地理結構、了解殷墟時期中原與邊陲地區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西安秦始皇帝陵C區1號墓
從2011年開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對秦陵外城西側展開詳細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積約50余萬平方米。發現9座大、中型墓葬，整齊有序，東西一字排列。從2013年開始，對其中的QLCM1（簡稱1號墓）進行了持續發掘。目前已經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車馬陪葬坑的發掘。
主要發現
1號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園外城西側約440米處。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與墓室三部分組成（圖1）。墓道兩側有三座車馬陪葬坑。墓葬南側、西側有壕溝環繞；北側為斷崖；東側為古河床，形成相對獨立的墓園。
圖1 M1發掘現場
1號墓全長約100米，總面積約1900平方米。墓室呈長方形，上口南北長29、東西寬28米；墓底南北長12、東西寬9.6米，深15.6米。墓壁有三層臺階，墓室分布大量木炭。墓上曾存在著封土（圖2）。
圖2 墓室正中剖面
墓室中心棺槨塌陷、朽壞嚴重（圖3），遺跡堆積厚約20-40cm。初步判斷，有兩槨兩棺。人骨殘留較少，可見頭向朝南，直肢葬。我們將主棺槨整體打包提取到實驗室，搭建了室內考古發掘平臺，正在進行室內清理（圖4）。
圖3 墓室正射影像圖
圖4 室內考古發掘平臺
墓內出土大量陶器、銅器、玉器、鐵器以及金銀質地的小型明器。陶器器形有繭形壺、缶、罐、豆、盆等（圖5）。青銅器有鼎、豆、鈁、壺、盤、甑、燈以及編鐘、琴軫等（圖6）。玉器有玉圭、玉壁及小玉鼎等。兵器有鐵劍、鐵甲、帶廓銅弩機、銅戈等。小型明器有金銀駱駝、舞袖俑、吹奏俑、百戲俑、馬俑、騎馬俑、獵犬、銀盒等（圖7）。另有金帶鉤（圖8）及數量較多的銅半兩。
照片5 墓中出土陶器
圖6 墓中出土銅器
圖7 墓中出土小件器物
圖8 墓中出土金帶鉤
北墓道直通墓底，為主墓道。在北墓道清理出一輛四輪獨辀木車，木車遺跡保存完整（圖9-10）。木車總長約7.2米，上帶有完整方形彩繪車蓋，東西寬2.6米，南北長4.2米，紅色鮮艷，保存完好，已清理出銅質蓋弓帽19個，均套于蓋弓上，蓋弓遺跡保存較好；車蓋下壓有方形木架，當為車輿。上有曲尺形、圓柱形銅構件。車輿兩側共有4個車輪，附有大型銅質車軎。車衡與車轅十字相交，衡上有兩個車軛，均保存完整。
圖9 墓道中出土四輪車
圖10 車傘檢測
陪葬坑P1位于M1南墓道西側，相距約1米，南北長8.3、東西寬5.5米，深4.2米，為木槨式結構（圖11）。發現三個盜洞，遺跡和遺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殘留四馬駕獨輈木車一輛，犬類動物遺跡一副，遺物主要是青銅車馬器。
照片11 陪葬坑P1發掘現場
陪葬坑P2位于M1北墓道東側，相距約1米，南北長9、東西寬6米，深4米，木槨式結構（圖12）。出土四馬駕獨輈木車一輛，馬骨保存基本完整，均佩帶馬勒等馬具，處于駕車狀態；木車已朽，車上可見蓋弓帽、轄軎、弩輒、角柱飾等青銅構件，同時保留有少量彩繪遺跡（圖13）。
圖12 陪葬坑P2發掘現場
圖13 陪葬坑P2出土彩繪
陪葬坑P3位于M1北墓道東側，與P2相距約17米，南北長27、東西寬5米，殘存深度約2米，面積135平方米，為三個陪葬坑中面積最大的一個。發現盜洞13處，對陪葬坑造成巨大破壞（圖14）。根據殘留遺跡來判斷，埋藏5組車馬（一組為羊車），包括獨輈木車4輛，雙轅木車1輛。馬頭均朝北，車在馬后。
第一組為2馬駕獨輈木車（圖15）；
第二組為雙轅木車（圖16），車馬殘長約5.6米，車前駕5馬，分兩排，前排2馬，分列左右最外側，后排3馬并列居中，中間一馬左右兩側各有一道木質車轅，兩轅相距0.75米，殘長約0.6米和1.15米，上有對稱分布的銅環；
第三組為2馬駕獨輈木車；第四組為4馬駕獨輈木車；最后一組為六羊，并列一排，骨骼保存完整（圖17-18）。身上裝飾有類似于駕馬的銅節約、帶扣、銅環等青銅馬具（圖19），顯示出處于駕車狀態——當為羊車。羊骨身后車輛被破壞?？觾瘸鐾疗魑镏饕擒囻R器，包括蓋弓帽、銅泡、節約、轄軎、車轙、角柱飾、衡末飾、軛頂飾、銅環、馬銜鏣，以及銅盆、鐵斧、鐵鋌銅鏃等器物。
圖14 陪葬坑P3發掘現場
圖15 陪葬坑P3出土2馬獨辀車
圖16 陪葬坑P3出土雙轅車
圖17 陪葬坑P3出土六羊
圖18 羊骨檢測
圖19 羊身上的配飾
學術價值與意義
通過對墓葬及其陪葬坑的發掘，我們取得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收獲和新認識。
首先，填補了秦代高等級貴族墓葬考古的空白。
1號墓為一座大型中字形豎穴土壙木槨墓，是目前已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級貴族墓葬，填補了秦代高等級貴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高等級貴族喪葬制度乃至中國古代帝陵制度的極具價值的考古資料。
其次，“帝國第一陪葬墓”見證歷史變革。
此墓從屬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顯著，與秦始皇帝陵整體規劃設計緊密相關，時代為戰國晚期到秦統一；墓主等級極高，是帝陵規制下的“帝國第一陪葬墓”。它見證了夏商至戰國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戰國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獨立陵園制”的形成與確立，折射出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制度由血緣政治到地緣政治的巨大歷史變革， 極大地豐富了對秦帝國統一前后物質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第三，多種形式、多種形制和多種用途的車輛，集中出土于一墓，極其罕見，對研究秦漢時期喪葬用車及陪葬用車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資料。
墓道中的四輪獨辀車是目前考古所發現的唯一一輛埋藏于墓中的四輪車實物，初步判斷，它與棺柩下葬密切相關，可能是下葬時運輸棺柩的載柩車。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屬于一種非常少見的喪葬現象。
陪葬坑中出土的5組車馬（含羊車），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異，集中反映了男性墓主生前出行的盛況，展現了秦帝國時期陪葬車馬形制與組合的新變化、新形式，是中國車制變革和發展演變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同時，豐富了車馬陪葬坑的內涵，對認識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第四，秦文明、中華文明開放包容、文化自信特性的體現。
1號墓保存較好，出土文物種類較多、數量較大，等級質量較高，其中不少為首次發現，尤其是小型金屬俑的立體造型藝術，與兵馬俑的藝術風格相似，代表了秦代極高的藝術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術，對于秦人、秦國、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也是研究當時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研究華夏文化由“多元”到“一體”演進、升華的歷史實證，體現出秦文明、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點。這也是秦人對外來文化因素積極吸納、拿來為我所用的文化自信的一種物化表現。
總之，1號墓的發掘，是近年來秦始皇帝陵考古的一項重大收獲。它反映了處于變革時代的秦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上的變革、禮儀上的變革以及技術上的變革，是研究戰國晚期乃至于秦時期的政治制度、喪葬制度、社會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一個絕佳的范本。